砚记得那天晚上，她妈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四周的家具都被搬光了，只剩下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还在亮。那盏灯因为太旧了，每隔几秒就闪一下，整个房间像是在拼命眨眼。
她妈说了一句话：“你爸这辈子，就是太相信别人了。”
十三岁的苏砚蹲在墙角，把这句话写进了数学笔记本的扉页。第二天她去学校，同桌问她借橡皮，她犹豫了整整三秒钟才递过去。
递过去之后，她把橡皮放在桌上两人正中间的位置，全程盯着，直到同桌用完放回来。
这种习惯她保持了将近二十年。直到昨晚在地下车库里，陆时衍把那个八块五的三明治递进车窗，她拆开包装就吃了，没检查，没犹豫，没计算这份食物里有多少真心的成分和多少陷阱的成分。
她吃完了整个三明治，还觉得不够。
想到这里，苏砚把最后一口带渣的咖啡喝干净，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镜子里的女人头发乱糟糟的，穿着洗到发白的旧T恤，眼睛下面两团青黑，但眼神比凌晨四点十七分醒来时明亮了不止一个色度。
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变了。”
然后自己回答：“我知道。”
下午两点整，陆时衍准时出现在苏砚办公室门口。他换了一件白衬衫，领口扣到第二颗，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口系着白棉绳。苏砚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摞文件，鼻梁上架着一副防蓝光的平光眼镜——她不近视，但熬夜看屏幕太久会头疼，这副眼镜是她给自己设的最后一道防线。
“第五稿，打印版。”陆时衍把档案袋放在桌上，“附录三在最后一页，我没删。”
“我知道你不会删。”
苏砚拆开档案袋，抽出那沓厚厚的文件，直接翻到最后一页。那张旧照片的扫描件印在A4纸上，比她凌晨在屏幕上看到的更清晰一些。父亲的笑容，导师的表情，还有那行褪色的钢笔字。
“以此照为证。”她用手指点着那五个字，一字一顿地念了出来。
然后她抬起头，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文件上，看着陆时衍。
“陆律师，今天这场仗，我们怎么打？”
陆时衍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一份文件，比第五稿薄得多，大概只有十几页。他把文件放在苏砚面前，封面上一行二号宋体字——
“关于追加被告女儿为证人的风险评估报告。”
苏砚翻开报告，第一页只有一句话，加粗，居中：
“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