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替他回答了：“他在组织语言。”
“组织语言？”薛紫英挑了挑眉毛，侧身让开门口，“陆时衍组织语言需要超过三秒钟的事情，我只见过两次。一次是他决定追我的时候，一次是他决定不追我的时候。”
陆时衍终于开口了：“这次是第三次。”
“那确实值得等。”薛紫英转身走进书店，羊毛毯的一角拖在地上，“进来吧，外面冷。冰岛的冬天不讲道理，冻掉耳朵是常有的事。”
书店比从外面看起来要大。四面墙全是书架，中间摆了一张老旧的皮沙发和一张矮桌，桌上散乱地堆着几本冰岛语的旅游手册和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角落里有一架老式黑胶唱片机，正在放一首没有歌词的曲子，旋律很慢，像是雪落在雪上。
苏砚注意到，收银台后面挂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银杏树黄了一树叶子，树下的石凳空着，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在地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黄。她认出了那棵树——电子科大老校区那棵，她父亲生前最喜欢坐的那棵。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钢笔写的字，字迹很淡，像是被水洇过又被晾干了：“没脸回去，就挂在这里看看。”
苏砚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薛紫英注意到她的目光，没有解释，只是把那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正面朝下搁在收银台上。动作很轻，像是在合上一本看完了的书。
“喝什么？”她问，“咖啡？茶？还是酒？冰岛人喝酒不分时候，上午十点就可以开始。在这里，清醒是一种选择，不是义务。”
“酒。”苏砚说。
“茶。”陆时衍说。
薛紫英看了他们一眼，嘴角动了动，没说话。她转身从架子上拿了一瓶冰岛杜松酒和三个玻璃杯，又从热水壶里倒了一杯不知道什么时候泡的红茶，茶叶已经泡得发黑了。她把酒和茶一起端到矮桌上，坐下，给自己倒了半杯杜松酒，没加冰，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搁在膝盖上，用两只手捂着。
“说吧，”她说，“你们大老远飞过来，总不会是为了喝我这杯酒。”
陆时衍端起那杯泡过了头的红茶，喝了一口。茶又苦又涩，但他没皱眉头。他放下杯子的时候，忽然笑了一下——那种笑法苏砚见过一次，是在他发现导师涉案证据的那个深夜。不是开心，是终于要把一块在心里压了很久的石头搬开了。
“薛紫英，”他叫她的全名，语气像是在法庭上宣读一份重要的证词，“我来冰岛之前，跟我的心理医生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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