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所以不用赶时间。慢慢整理书架，慢慢煮一壶茶，慢慢等天亮。以前在国内，我从来没有这么慢过。”
陆时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好茶，回甘很快。他说：“你的信里说没有再做过噩梦。”
薛紫英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极光在雪山上变幻着形状，绿色的光带像一条缓慢流淌的河。书架上的老式收音机播放着低音量的爵士乐，冰岛语的歌词苏砚听不懂，但旋律很柔和，像是有人在用一种不紧不慢的方式讲述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离开上海之后，”薛紫英终于开口了，“我做了整整半年的噩梦。每天晚上都一样——梦到我在法庭上作证，说错了一句话，然后所有证据都被推翻，导师被当庭释放。他走出法庭的时候回头看我，笑了一下。”她停顿了很长时间，把茶杯举到嘴边，没有喝，又放下了。“那种笑不是恨，是失望。像是他在告诉我，你看，你最终还是会回到我这边的。那个笑容才是最让我害怕的东西。”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导师的笑容确实有这种力量，温和、儒雅、充满说服力，让人觉得拒绝他是一种罪过。他曾经也是被那个笑容俘获的人之一。
“后来有一天，”薛紫英继续说，“我梦到自己在冰岛的雪地里走路，走着走着天亮了。醒来之后窗外真的在下雪，天还没亮，但我知道它会亮的。那个早晨我忽然想明白了——噩梦不会永远消失，它会再来，可能明天，可能下周，可能某个没有月亮的晚上。但它来的时候，我不需要害怕。因为我知道它只是一段记忆，不是我的现在。”
苏砚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她想到了那棵银杏树，想到了自己坐在树下对着空位置说话的那个下午。她以为自己放下了，但其实没有。父亲的死、公司的危机、被背叛的恐惧，那些东西像埋在皮肤底下的碎玻璃，平时不碰不疼，但一旦碰到还是会流血。直到有一天，她坐在陆时衍的车里，靠着他的肩膀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在用手机查银杏树的养护知识——只是因为她随口说了一句“那棵树好像有点枯了”——她才意识到，有人愿意和你一起扛的时候，那些碎玻璃是可以慢慢被身体吸收掉的。
就像薛紫英在冰岛的雪地里等天亮。
就像陆时衍在法庭上为她挡下的那道目光。
就像此刻，三个人坐在一间小书店的里间，喝着普洱，聊着噩梦，窗外是极光和雪山，风铃在门框上轻轻作响。
“极光出来了。”苏砚忽然站起来，走到窗边，把额头贴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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