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中间出了事，我是说万一，咱们都不好交代。”
“上头”两个字一出来，会议室里几个人的表情都有了微妙的变化。不是畏惧，是明白这件事的份量又重了一层。
苏振邦不是什么普通病人，他的治疗过程从头到尾都被盯着。
手术成功，是协和的功劳，是外科团队的水平。
手术失败，追责的时候不会有人管你用了什么方案、请了什么人、有多少客观困难。
他们只会看结果，病人交到你协和手里，你协和把他治没了。
到时候谁来扛？
赵学礼一个人扛得住吗？
就算他扛得住，在座的每个人能心安理得地说“这事跟我没关系”吗？
老郑在桌面上轻轻磕了两下，他刚才对方案的质疑最多，但现在反而沉默了。不是被说服，是在心里算一笔账。
这笔账不光是医学上的风险收益比，还有更复杂的、不能摆在明面上说的东西。苏振邦的手术如果按照常规方案来做，就是他们之前提过的体外循环深低温停循环。
失败了，那是现有医疗条件下的无奈选择，没有人能苛责。
但如果用了赵学礼这个“新思路”，请了一个实习生来做术前处理，失败了，那就不是“无奈选择”，是“决策失误”。
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实习生的方案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