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导女儿们的家训。
这部著作的创作，深受其姑祖母班婕妤的影响。班婕妤是西汉成帝时期的才女，以贤德、柔顺、敬慎著称，深得成帝敬重，虽晚年境遇坎坷，却始终坚守气节，成为班氏家族的骄傲。在班昭看来，姑祖母的人生经历正是女性安身立命的典范，她希望女儿们能习得“柔顺”“敬慎”的品德，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保全自身，平安度日。《女诫》的创作始于永初四年（110年）十月，历时两年，至永初六年（112年）方才完稿，全文分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七章，系统阐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
班昭创作《女诫》的初衷，仅仅是作为家训教导自家女儿，并无规范天下女性之意。然而，这部著作问世后，却产生了超出预期的影响。著名学者马融读后大加赞赏，不仅自己认真研读，还让妻子和女儿认真学习。但《女诫》所倡导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观念，在当时便引发了争议，班昭的小姑曹丰生才华出众，对《女诫》中的观点并不赞同，特意写书进行反驳，时人称赞其驳文“辞有可观”，逻辑严谨，言辞犀利。即便是马融的女儿马伦，虽然阅读了《女诫》，却并未被其中的教条束缚，她凭借过人的才辩，常常让丈夫袁隗“默然不能屈”，展现出独立不羁的个性。
永初七年（113年）正月，就在《女诫》问世不久，邓太后下诏任命班昭之子曹成出任陈留郡长垣长（今河南省长垣县），并允许班昭随子前往长垣就职。这一任命在后世引发了诸多猜测，有学者认为，曹成此前已被封为关内侯，此次出任地方县长，实则是贬秩，而班昭随行，则带有变相流放的意味；而史欣博士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她认为当时群臣与邓太后之间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密谋逼宫欲废除邓太后及汉安帝，邓太后让班昭暂时离开洛阳这一政治漩涡，实则是对她的一种变相保护。
无论真相如何，对于班昭而言，这都是一次艰难的人生抉择。一边是多年辅佐、对自己恩重如山的邓太后，一边是需要庇护的儿子与动荡的朝局；是继续坚守对邓太后的忠诚，还是为儿子的前途考虑，及早向未来的掌权者汉安帝投诚，避免日后被清算，班昭陷入了深深的挣扎之中。最终，流淌在血脉中的儒者底色指引了她的方向，她没有选择直白的劝谏，而是效仿父亲班彪的《北征赋》，在抵达长垣后，触景生情，写下《东征赋》。赋文中，她追忆先贤的忠勇与智慧，感慨世事的变迁与无常，字里行间委婉地表达了对邓太后的劝谏，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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