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汉明帝、汉章帝一脉继承，却始终未形成明确的法制条文，多为帝王的主观规制。而汉顺帝刘保，则将这份传承已久的治国方针，以诏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法制化、制度化，成为不可随意逾越的朝堂规制。自此，“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的规定，逐渐成为汉家王朝的旧典成法，被后世遵循。这一制度，不仅在当时有效约束了宦官势力的扩张，更为日后汉桓帝时期，士大夫集团奋起打击擅权宦官的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制度支撑。
永和二年（137年），曾备受刘保恩宠的乳母山阳君宋娥，终究未能守住本心，因牵涉“构奸诬罔”之罪，被人揭发。宋娥仗着自己是帝王乳母，又有拥立之功，平日多有骄纵之举，此番竟暗中构陷他人、捏造虚妄之词，妄图陷害忠良、谋取私利，其罪状查实后，刘保痛心之余，亦坚守法度，毫不徇私，当即下旨收回宋娥的山阳君印绶，削去其爵位，将其放逐至民间田舍，令其远离宫闱，永不得返。而宦官李刚等九位封侯的宦臣，因与宋娥交往过密，相互勾结、收受贿赂，成为宋娥的党羽，亦受到牵连，刘保下令将此九侯尽数逐出京师洛阳，遣返回各自的封地，同时削减其封地四分之一的租税，以示惩戒，再次向朝野表明，无论身份高低、是否有功，但凡触犯国法、结党乱纲，皆会受到严厉惩处。
永和四年（139年），宫中宦官乱政的风波再起，中常侍张逵、蘧政二人，见大将军梁商深得帝王信任，执掌朝政，又与曹腾、孟贲等宦官交好，心中心生妒意，又妄图夺取朝政大权，于是暗中勾结石光、傅福、杜永等一众宦官，合谋设计诬陷梁商，连同与梁商交好的曹腾、孟贲等人，一并诬告其意图谋反，欲借帝王之手，除去梁商与曹腾、孟贲等眼中钉，进而把持朝局。这份诬告的奏疏呈递至刘保面前，却并未如张逵等人所愿，刘保素来深知梁商的忠谨，亦了解曹腾、孟贲的品性，知晓其辈绝无谋反之心，对这份凭空捏造的诬告，全然不信，更当场谴责张逵等宦官，斥责其心胸狭隘、善妒成性，竟不惜捏造谋逆大罪，陷害忠良，实在罪大恶极。
张逵等人见诬告不成，反遭帝王斥责，心中惶恐，却又利令智昏，竟铤而走险，做出了以下犯上的悖逆之举——假传帝王圣旨，擅自下令逮捕曹腾与孟贲，将二人监禁起来，妄图以武力逼迫二人认罪，坐实谋反的罪名。此事很快传入刘保耳中，帝王震怒，龙颜大怒，自己的近侍宦官竟敢假传圣旨、擅行抓捕，这不仅是对曹腾、孟贲的陷害，更是对帝王权威的公然挑衅。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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