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至武德七年（624年）五月，颁布《颁定科律诏》，将新修科律颁行天下，是为《武德律》。《武德律》修订的原则是"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违，务从体要"，即删繁就简，适应时代需要，纠正偏差，抓住根本。虽然其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共十二篇五百条，但《武德律》选定《开皇律》作为唐律修订的蓝本，而非《大业律》，这一选择本身就具有深远的立法指导意义。
《武德律》以律、令、格、式等部分构成了唐代完整的法典体系：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四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国家秩序。这一体系不仅为后来的《贞观律》《永徽律》《显庆律》《垂拱律》《开元律》等的修撰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基础，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本格局，并对后世和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东亚法制的共同渊源。
综上所述，李渊在位期间，在宰相任用、纳谏刑赏、拔擢隋臣、科举取士、律法建设等方面均有所建树，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其统治政策体现了开国君主的务实与灵活，虽有滥杀功臣之失，但总体而言，唐高祖李渊不失为一位有为之主，其历史功绩值得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