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兵役与徭役两大负担，使无数征夫得以还乡、无数民夫重获自由，为天下休养生息创造了核心条件。诏令颁布之日，天下百姓无不欢呼雀跃，感戴新皇恩德。
不仅如此，李治一改太宗晚年稍显怠政的朝堂制度，大刀阔斧调整朝参规制：将唐太宗时期既定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太宗晚年因身体多病、耽于丹药，常数日不朝，政务多有积压；李治正值壮年，精力充沛，每日清晨即临朝理政、处理奏章、问询政务，午后又于两仪殿或甘露殿召见宰相、详议国事，有时甚至烛火通明、批阅至深夜。他昼夜勤勉、从不懈怠，对各地奏报无论大小皆亲自过目，对民生疾苦尤为关切，一改末年朝政松弛的风气，迅速稳住了初登基的朝堂局势。史载高宗"每日视朝，孜孜不倦"，其勤政程度在唐代诸帝中堪称表率。
在朝堂用人与施政上，李治深谙守成之道。他自知年轻识浅、经验不足，即位之初，全盘重用唐太宗留下的肱骨旧臣，以太尉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司空李勣为核心辅政班底。长孙无忌是太宗长孙皇后之兄、李治的亲舅父，自晋王时期便鼎力支持李治夺嫡，是贞观老臣中的领袖人物；褚遂良以书法名世，更是太宗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李勣（本名徐世勣，赐姓李）则是唐初战功最著的名将，深谋远虑、沉稳持重。这三人一文一武一谋，形成稳固的三角辅政格局。君臣同心、恪尽职守，严格遵循贞观年间的治国法度、礼制规章与惠民政策，恪守"萧规曹随"的守成准则——不妄改祖宗成法、不轻启边衅战事、不滥兴土木之役，完整延续了贞观一朝的清明吏治与治世根基。永徽初年，朝堂清正、朝政安稳，政令畅通、官吏奉法，天下迅速恢复生机，田野渐辟、户口日增、仓廪渐实，尽显贞观遗风，为后世称颂的"永徽之治"拉开序幕。
在民生治理上，李治精准解决百姓核心疾苦，举措务实而有力。永徽二年（651年）九月，针对贞观末年战事、工程期间，官府强占、征用民间田宅的乱象，李治专门下诏清查天下田产。诏令明确规定：自贞观十八年以来，凡因辽东战事、宫室营建等事由，被官府以"借""租""征用"等名义侵占的百姓田宅，无论时隔多久、经手何人，一律造册登记、悉数归还原主；若原主已死或流亡，则归还其子弟亲属；若无亲属可寻，则由官府妥善安置流民耕种。这一举措极大安抚了民心，让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归乡耕作，快速恢复农业生产，稳定了全国的小农经济根基。据《旧唐书》记载，诏令颁布后一年内，全国归还民田数十万顷，流民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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