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柏林的街头和工人聚集的酒馆里，韦格纳的名字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传播着。
斯巴达克同盟（即将成立的德共）的激进分子们，在街头演讲和秘密散发的传单中，提到了莱茵兰的“红色兵团”。
“工人们！士兵们！看看莱茵兰发生了什么！”
一个年轻的斯巴达克成员站在木箱上，对着一群工人激昂地喊道，
“在那里，叫做韦格纳的同志们，已经用行动砸碎了旧的国家机器！
他们建立了苏维埃，把土地分给了农民，让士兵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
这才是真正的革命道路！”
然而，在同盟内部更高层的讨论中，评价则更为复杂和批判。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扶着他的眼镜，语气严肃：
“同志们，莱茵兰的韦格纳团伙，其行动具有自发的革命性，值得肯定。
他们打击了容克反动军官，这是好的。但是，他们的纲领模糊，似乎更倾向于一种民族主义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
他们与农民的结合，也可能导致革命路线的偏离。
最重要的是，他们孤立一隅，未能与全国性的、特别是柏林的工人运动形成有效联动和统一领导，这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
我们赞扬他们的勇气，但必须批判他们的策略和路线！
真正的胜利，在于全德国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而不是某个前军官领导的军事割据！”
罗莎·卢森堡则更尖锐地补充道：
“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
我们必须警惕，在‘革命’的旗帜下，是否正在孕育一种新的、红色的官僚专制？”
就这样，韦格纳的名字，在柏林权力的殿堂里被视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激进的街头革命者口中，被部分赞扬又部分批判，视为一个不完全的同行者。
韦格纳和那片红色的莱茵兰，如同一块投入德国这片混乱池塘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在向四面八方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