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
最终，交易完成。双方各自扛起换来的物资，默默退回到自己的阵地方向。
回程的路上，汉斯的同伴忍不住兴奋地说：“成功了！汉斯！有了这些药，野战医院能救回很多人！那些染料，被服厂就能开工了！”
汉斯却回头望了一眼平静的河湾，心情复杂。“他们需要我们的军械，我们需要他们的物资……这场战争，真是荒谬。”他摸了摸口袋里那块用作样品的咖啡豆，浓郁的香气似乎暂时驱散了战壕的腐臭。
几天后，这批用军火换来的物资被秘密运回科布伦茨。药品立刻被送往医院，挽救了多名伤员的生命；咖啡被分配给极度疲劳的指挥部和关键岗位；而染料则让几乎停摆的军服厂重新运转起来，第一批染成革命灰的新军服很快被分发到部队。
韦格纳在听取弗里德里希·费尔德曼关于这次成功交易的汇报后，只是淡淡地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只要不涉及核心技术和战略资源，用我们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去换我们急需的东西，这笔买卖就做得。告诉前线的人，保持谨慎，扩大接触点。”
于是，在莱茵河漫长的对峙线上，类似的地下交易点如同雨后的蘑菇般，在双方基层士兵心照不宣的默契下，悄然出现并活跃起来。
就在莱茵河畔的战壕间进行着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时，另一张更隐蔽、规模也更大的商业网络，正通过中立国的渠道，悄然铺开。
在瑞士苏黎世一家不起眼的私人银行会客室内，空气里弥漫着雪茄和咖啡的混合气味。人民共和国特别贸易小组的全权代表，化名“米勒先生”的奥托·瓦格纳，正与一位来自鲁尔区的德国工业代表——赫尔曼·克虏伯的远房表亲，弗里茨·克虏伯先生——进行着紧张的谈判。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没有点破对方的真实身份。
“米勒先生，”弗里茨·克虏伯语气冷淡，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审视，“您应该清楚，与贵方进行任何形式的贸易，在柏林都是重罪。”他刻意强调了“贵方”二字。
“风险与收益总是成正比的，克虏伯先生。”瓦格纳不动声色，将一份清单推了过去，“我们理解您的顾虑。但我们需要的，并非最尖端的武器图纸，而是一些……‘民用’物资。高标号钢材，特种合金，精密机床的备用零件，还有，磺胺类药物的化学原料。”
克虏伯扫了一眼清单，眼皮跳了跳。这些东西，稍加改动或组装，就能用于军事目的。“你们用什么支付？金马克？现在马克的价值就像春天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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