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朗茨的家位于柏林一个普通的工人住宅区，陈设简单甚至有些简陋。
客厅里最显眼的是墙上挂着的红旗和一张集体合影——那是莱茵兰起义初期几个核心成员的留念。
克朗茨脱下军装外套，露出里面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衬衫，舒服地叹了口气，瘫坐在那张弹簧有些松动的旧沙发上。
他的妻子，玛塔·克朗茨，一位同样经历过革命风雨、如今在妇女委员会工作的老同志，正就着灯光缝补一件小女儿的裙子。
玛塔抬头看了丈夫一眼，手上的活计没停，语气带着了然：
“今天回来得比平时晚，又跟主席讨论军务了？看你这样子，不像是有坏事。”
克朗茨嘿嘿一笑，拿起桌上的水杯灌了一大口，压低声音，带着兴奋之色说到：
“玛塔，我跟你说，今天可不光是军务。咱们那位从不紧张的主席同志，今天可算是让我看到点促狭之色了！”
玛塔停下针线，好奇地望过来。
克朗茨便把彼得那封信引发的舆论，以及自己如何在汇报完军务后“仗义执言”，最后拍胸脯保证要促成好事的经过，活灵活现地描述了一遍。
“你是没看见，我跟他说安娜同志不错的时候，他那样子，哈哈，跟我们当年刚认识那会儿似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克朗茨笑得带着沙发都在颤。
玛塔听着，脸上也露出了温暖的笑意，但随即又有些担忧：
“奥托，你这莽撞性子！主席和安娜同志都是稳重人，你别把事情搞砸了，让两个人都难堪。”
“放心吧！”
克朗茨一拍大腿，
“我心里有数！安娜那孩子，我们都看在眼里，对主席那是真心实意的关心，不是做样子。
主席呢，心里也不是没想法，就是脸皮薄，加上肩上担子重，顾不上。
咱们不推一把，这层窗户纸还不知道要糊到什么时候！”
克朗茨凑近妻子，语气认真起来：
“玛塔，这事你得帮我做做工作。
你们妇女委员会不是经常组织学习、搞活动吗？
你找个机会，私下里跟安娜同志聊聊，探探她的口风，也给她鼓鼓劲。
咱们革命者，追求幸福也得有勇气嘛！”
玛塔看着丈夫难得如此热心一桩“闲事”，知道他是真心为战友考虑。
玛塔放下手中的针线，拍了拍胸脯，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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