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点就跟着他去了……真的……要不是……要不是后来红十字会送来名单，说你还活着，只是被俘了……这个消息，我就.......”
是得知丈夫可能还活着的渺茫希望，支撑着这个饱受摧残的女人，没有在失去爱子的打击下彻底崩溃。
玛丽不得不去一家纺织厂做双份工，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才能勉强支付这破房子的租金和购买那些越来越昂贵的、根本填不饱肚子的食物。
玛丽挣扎着站起来，从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拿出一个破旧的篮子，里面塞满了几乎溢出来的纸币——法郎。
玛丽抓起一把纸钞，塞到让诺手里，脸上露出一种近乎癫狂的苦笑：
“看！
让诺，看看我们有多少钱！
你走的时候，这样一张还能买一条新鲜面包，或许还能切一小片肉……现在呢？
这一把！这满满一篮子！
连半条掺着木屑的黑面包都买不到了！
它们就是一堆废纸！
废纸！”
让诺看着手中那些几乎失去价值的彩色钞票，又抬头看向妻子因长期哭泣和营养不良而深陷的眼窝，以及这个家徒四壁、连孩子都没能保住的“家”。
让诺只感到一阵窒息般的痛苦和愤怒。
接下来的几天，让诺发现圣但尼乃至整个巴黎的工人阶级区域都笼罩在类似的绝望中。
让诺曾经工作过的那家机械厂虽然机器重新轰鸣，但工资被压到极低，工时长得吓人，工头和管理层的压迫比战前变本加厉，任何抗议的苗头都会遭到无情的解雇。
阵亡战友的家属大多得不到像样的抚恤，只能在贫民窟里挣扎，许多妇女为了养活孩子不得不从事最卑贱的工作。
与此形成刺眼对比的是，让诺在巴黎市中心看到的景象：
那些大发战争财的工厂主、军火商和政府内的蛀虫们，坐着锃亮的新款汽车，衣着光鲜地出入豪华餐厅和夜总会，报纸上充斥着他们投机倒把、收购地产的新闻。
资本家们大声谈论着“国家的胜利”，仿佛战争与这群人无关，他们只是优雅地吸饱了无数像让诺这样的普通士兵和家庭鲜血后，变得更加肥硕的蚂蟥。
这巨大而残酷的反差，让让诺不可避免地想起了在莱茵河东岸战俘营里相对有序的配给、那个年轻的医护兵关于工人命运的话语、以及政治委员格哈特关于“阶级”而非“国家”的冷静论述。
一边是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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