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申又凑近了一些，浓重的酒气混合着压抑的情绪扑面而来：
“你们觉得我们用矿石和木材换你们的设备是占了便宜？
不……我们是没办法！我们的工厂大部分都停了，没有设备，没有技术工人，只有满地废墟和饥饿的肚子。列宁同志说得对，我们需要喘息，太需要了……可国内的敌人在破坏，国外的豺狼在封锁……我们就像一头被困在陷阱里的熊。”
格里申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
“那15000支步枪……你们觉得是旧货，对我们呢？是救命稻草！远东的形势很糟，非常糟……我们需要把任何能拿起枪的人武装起来，哪怕是用上个世纪的武器！我们没有挑剔的资格……”
格里申似乎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突然停住，用力晃了晃脑袋，试图恢复清醒，但眼神里的那抹无奈和焦虑却无法掩饰。
格里申看着希法亭，苦笑道：
“希法亭同志，别介意……一个喝多了的老家伙的胡言乱语。只是……只是希望你们能明白，我们换出去的……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当下生存的希望。”
说完，格里申不再多言，拍了拍希法亭的胳膊，步履略显蹒跚地走向了摆放食物的长桌。
希法亭站在原地，脸上的礼节性微笑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沉思。他轻轻晃动着杯中的酒液。格里申的酒后真言，比任何正式报告都更生动地揭示了苏俄政权光鲜外表下的脆弱与艰难。
协议的墨水尚未完全干透，合作的齿轮已然开始转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第一批满载着德国工业设备——包括数台作为样机的机床和部分铁路器材——的货运列车，鸣响汽笛，缓缓驶出柏林和鲁尔区的编组站，沿着新生的德俄铁路，坚定不移地向东驶去。
几乎在同一时间，从苏俄境内，一列列同样沉重的货车也开始向西进发。车厢里，是沉甸甸的、关系着德国城市工人家庭温饱的黑麦，是工业机器运转所依赖的石油和矿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