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值得严肃对待。
即使是冯·洛索夫这样顽固的老派人物，在一次次读到关于共和国如何利用“生产建设兵团”修复铁路、如何在资源极度匮乏下通过配给制维持社会基本运转的报道后，也不再轻易地斥之为“胡闹”。
一次晚餐时，冯·洛索夫难得地没有抱怨食物，而是望着窗外已然恢复秩序的柏林街道，喃喃道：
“至少……他们没有让整个国家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看起来比我们最后那几个月做得要好一些。”
这是一种很低的要求，但相比于最初的完全否定，已经是一种微妙而现实的变化。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前近卫军将领冯·德·戈尔茨男爵就是铁杆的抗拒者。
他将发放的学习材料直接垫在床脚下，公开宣称“绝不与弑君者和秩序的破坏者同流合污”。
在小组讨论中，他要么沉默以对，要么就用最刻薄的语言讽刺新政权的一切政策，认为这都是“粗鄙者的胡闹，必将导致德意志文明的彻底毁灭”。
他的周围聚集了几个同样态度强硬、以“忠于皇帝”自居的年轻贵族军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散发着负面情绪的孤岛。
对于冯·德·戈尔茨这类明确且公开的抗拒者，学院方面的应对方式冷静而高效。
一名安全委员会的军官会单独找他谈话：
“冯·德·戈尔茨先生，学习和反省是你们当前唯一的任务。
公开的敌意和煽动性言论，不仅违背了韦格纳主席给予你们机会的初衷，也触犯了共和国的安全条例。
继续这种行为，将导致你个人待遇的改变，以及可能的……隔离审查。”
与此同时，学院加强了对他们这个小圈子的监视，并刻意在分配学习小组和宿舍时将他们打散，切断其影响力。
这是一种明确的信号：有限的容忍只给予愿意保持基本配合态度的人，公开的挑战将面临直接的、不容商量的压力。
其他大多数老派军官则处于洛索夫和戈尔茨之间的灰色地带。
他们内心依然充满怀疑、不屑甚至仇恨，但严峻的现实和戈尔茨等人的遭遇让他们学会了暂时的沉默和表面的服从。
西克特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明白，共和国对待他们的策略是分化的、务实的。对于可能转化的军官通过持续的暴露和现实教育进行潜移默化；对于潜在的、可利用的专业人才则提供专业上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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