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革命成功奇迹的震撼与压力下，苏俄在推动世界革命的理想与保卫并建设孤岛的现实之间剧烈摇摆，内部路线斗争因德国的革命成功而深刻重塑。
1918年11月，当德国基尔水兵起义、斯巴达克同盟暴动的消息传来，克里姆林宫一片欢腾。
这被视为马克思主义预言的实现，是俄国革命不孤单的明证。
列宁称之为 “欧洲革命终于爆发的决定性曙光” 。
然而，德国革命并未完全遵循布尔什维克的剧本。
从西线成功起义并解放全国的韦格纳没有立即建立纯粹的苏维埃专政，而是广泛联合社会民主党左翼、甚至利用了旧军官团；
韦格纳拒绝《凡尔赛和约》但也没有立即宣布与苏俄结盟；其经济政策显得更为务实灵活。
这引起了以 尼古拉·布哈林 和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纯正派”的疑虑，认为这可能是“小资产阶级的妥协革命”。
列宁虽也抱有疑虑，但他更看重德国革命瓦解协约国干涉力量、提供巨大战略缓冲的现实价值。
列宁力主：“先抓住这个盟友，再影响它的方向。”
苏俄成为最早承认德意志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苏俄与德国都面临波兰的敌意。
但苏俄红军正深陷内战当中，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党内会议上确立了苏俄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下去。
德国革命的逐步稳固，使苏俄能将更多精力转向东方和南方的白军，同时，德国军队在西线极大的牵制了波兰精力，德国的军事实力迫使波兰政府不得不将更多的军队调往德波边境来进行军事对抗。
1919年共产国际一大召开，德国派出代表李卜克内西参会，但在涉及各国支部绝对服从莫斯科决议等问题上表现出保留意见。韦格纳政权在实际外交和具体政策中，始终保持了高度自主性。
这让季诺维也夫等人感到不快。
1919-1920年，
尽管韦格纳政府向苏俄同志发出了许多报告和建议，苏俄还是如同历史上一样与波兰爆发了战争。
但苏俄党内还是受到了德国的些许影响。
华沙战役前，托洛茨基曾通过秘密渠道，强烈要求德国在西部发动牵制性进攻，甚至提供了一些沙俄遗留的黄金作为“谢礼”。
韦格纳婉拒了，他给托洛茨基的理由是德国国内的革命成果巩固工作尚未完成，但德国政府却加大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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