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会议室闭门讨论近两小时……”
韦格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个发往苏联的贺电——什么“最坚定的盟友”，什么“易北河与伏尔加河”——每一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在为德苏的关系设定下大体框架：是平等的战略伙伴。
在这个框架下，德国可以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但绝不会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指挥棒；可以与苏联进行深入的经济军事合作，但必须保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立自主。
这样做风险很大。
韦格纳知道莫斯科那些人的性格
一个不受控制的、强大的、拥有自己革命理论的德国，对莫斯科的有些‘同志’来说可能是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棘手的“问题”。
但韦格纳必须这样做。
在他的记忆里，那个一度席卷半个世界的红色帝国最终在1991年冬天轰然倒塌。
他记得自己——在另一个时空的那个自己——还是个年轻学生时，在图书馆翻看苏联解体的报道时那种复杂的失落感。
一个理想如何从诞生走向异化最后破灭掉的悲剧。
“我不能让德国走上那条路。”
韦格纳低语，
“也不能让革命因为大国沙文主义而变质。”
但这需要微妙的平衡。
德国需要苏联——作为战略纵深，作为资源来源，作为分担西方压力的盟友。
苏联也需要德国——作为技术来源，作为对抗西方的前沿，作为革命合法性的证明。
问题在于：
这种需要能否转化成健康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或控制？
“铃铃！”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韦格纳走回去接起。
“主席同志，我是奥托。”
听筒里传来克朗茨的声音，
“收到莫斯科的回电。他们感谢您的祝贺，并正式邀请您访问苏联。措辞很是热情。”
“有多热情？”
“非常热情。提到‘兄弟般的期待’、‘历史性的会晤’、‘共同规划世界革命蓝图’。”
韦格纳微微一笑。
“回复苏联同志：我们深感荣幸，将在适当时候安排访问。”
“明白。还有……安全委员会送来一份补充情报。”
克朗茨停顿了一下，
“关于列宁同志健康状况的评估。我们的医疗专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