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4月下旬，柏林，新成立的“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临时办公室
尽管部门尚在草创，人员还未完全配齐，但施密特秉承韦格纳“立即开展工作”的指示，已经将初步的监察网络铺开。
监察部门的核心工作之一，便是对奥堡事件暴露出的问题领域进行延伸审查，特别是与大型基建、物资调配相关的部门。
此刻，一份来自“莱比锡—德累斯顿工业走廊基础设施重建项目”的审计初步报告，被摆在了施密特案头。
报告封面上标注的“异常情况待核实”字样，显得格外刺眼。
报告指向了一个之前并未被重点怀疑，却手握实权的人物：
奥托·布雷默，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国家重建与物资调配总局”局长。
报告摘要列出了几条令人皱眉的线索：
在过去18个月内，总局批复调拨给“莱比锡—德累斯顿走廊”项目的优质钢材、水泥、特种电缆数量，与项目实际工程进度和监理报告中的材料消耗量存在显著差异，差额部分价值预估超过80万劳动马克。
这部分批文由布雷默直接签字特批，理由多为“保障重点项目”、“应对突发需求”。
在韦格纳领导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德国的经济政策遵循了一条更为务实、渐进且强调过渡与控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这一路线源于韦格纳对德国具体国情的判断：
德国拥有高度发达但受战争重创的工业基础、复杂的城乡经济结构、以及数量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和专业技术阶层。
盲目追求所有制的纯粹性可能导致生产崩溃和社会剧烈动荡，不利于政权巩固和应对严峻的外部封锁。
共和国成立之初，便迅速将重工业、金融体系、主要交通运输以及大型垄断企业无偿收归国有，由国家直接控制。
这些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制高点”和命脉，国有化确保了国家能集中资源进行最迫切的恢复重建、保障军事需要和实施关键计划。
对于数量更多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商业、服务业、手工业以及大部分农业，并未立即实行强制国有化。政府采取了多种过渡形式，
这些残留的私营经济成分，尤其是其中与旧政权、旧行会、旧官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势力，极易成为滋生腐败、侵蚀国家资产、干扰计划执行、进行投机倒把的温床。
它们利用与新政权中某些意志不坚定或已被腐化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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