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夏，法国，巴黎
香榭丽舍大街的奢华与圣丹尼郊区工厂的烟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地勾勒出第三共和国的撕裂。
由于未能从屈辱性的《凡尔赛和约》中获得预期中的德国巨额赔款与资源，更因东方那个红色巨人拒绝履行条约义务，法兰西的财政窟窿与经济贫血只能依靠变本加厉的殖民掠夺来勉强填补。
印度支那的橡胶、北非的磷酸盐、西非的矿产、马达加斯加的农产品……被更残酷地榨取，利润却更多地流入垄断财团与军火商的口袋，用以维持庞大的殖民军队和镇压当地此起彼伏的反抗。
在国内，战争债务的阴影未散，通货膨胀侵蚀着无产阶级的劳动所得，法国国内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民也在市场中挣扎。
社会上不满的声音此起彼伏。
对此，资产阶级的应对是双重的：
一方面，持续加大对社会反抗力量的维稳投入。
法国对警察力量进行了扩充，政治警察的活动经费大增，对工会、左翼团体特别是法共的监视、渗透、骚扰和选择性司法起诉成为常态。
议会上，加强“公共秩序”和“反颠覆”立法的呼声不绝于耳。
另一方面，一种混杂着民族主义复仇情绪、反议会民粹主义和排外思想的极端右翼思潮开始在某些对现状极度不满的中产阶级、退伍军人团体和部分知识分子中抬头。
他们抨击法国政府的“软弱”和“腐败”，怀念想象中的“强大法兰西”，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内部的叛徒”（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外部的敌人”（红色德国、犹太资本等）。
然而，1914-18年那场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战争留下的惨痛记忆和“白羽毛”耻辱并未消散，普遍的、深刻的厌战情绪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制约着任何大规模的对外军事冒险企图，也使得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暂时难以真正主导国策。
在这片经济失血、社会紧张、思想焦灼的土地上，法国共产党，连同它所传播的思想，正以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方式生长。
圣丹尼区，法共总部一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
墙上并排贴着马恩韦列的画像，以及一张醒目的红色德国宣传画，画面是工人在新建的住宅区前微笑。
让诺比几年前从柏林归来时显得更加成熟了，他此刻正面对着一场法共内部激烈的争论。
“……里尔的罢工又被警察和工贼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