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干也不能重用。”
施密特快速记录着。
台尔曼问：“那对意大利同志们发来的处理墨索里尼的意见，我们持什么立场？”
“回电我来写吧，你们看看怎么样。”
韦格纳拿起笔，在电报上写下：
“致意大利的同志们：
德方尊重意大利人民审判墨索里尼的权利，不予干涉，但建议审判应着重揭露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本质，避免简化为对个人的道德审判。
德方可提供墨索里尼政权与德国旧容克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勾结的证据材料。审判过程本身应成为全民政治教育，让每一个意大利劳动者明白——法西斯不是‘领袖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一整套反动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反革命形态。
只有当人民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防止法西斯变种死灰复燃。”
韦格纳放下笔，
“至于墨索里尼个人的结局，那是意大利人民的选择。我们要关注的，是从这个案例中提炼出普适性的教训。”
“真正的胜利，不是消灭了一个墨索里尼，而是创造了一个让千万个墨索里尼无法滋生的社会土壤。”
会议结束时，已是傍晚。施密特留到最后，
“主席，您似乎……对墨索里尼有种特别的厌恶。不只是因为他是法西斯。”
韦格纳沉默良久，缓缓说道：
“我厌恶的，是那种将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解放、平等、尊严——变成个人权力游戏的亵渎。
墨索里尼盗用了‘革命’这个词，用它来制造新的奴役。
这种亵渎，比公开的反革命更不可原谅。”
他走到档案柜前，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那是德国革命初期，一位普通柏林工人写的思想汇报，
“我们不是为了换一批老爷而革命。
如果革命的结果只是韦格纳同志代替了皇帝，工厂厂长代替了资本家，那这革命不就失败了吗。
我们要的是彻底的不同，彻底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看，”
韦格纳轻声对施密特说，
“一个普通工人都懂得的道理。而墨索里尼这样的‘前社会主义者’，却要用无数人的鲜血，来证明他根本不懂。”
说完，韦格纳将文件放回原处，锁上柜子。
窗外，柏林的灯火次第亮起。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场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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