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20年的“帕尔默大搜捕”浪潮，在原本的历史中，随着美国国内激进运动退潮和苏联初期混乱而逐渐平息。
但在红德于1919年奇迹般站稳脚跟、1921年德奥合并、1923年法共起义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美国国内的红色恐惧进而演变为一种持久的社会性焦虑。
1919年9月，西雅图总罢工被联邦军队和本地民兵联手镇压。
市长奥利·汉森在硝烟未散的街头发表全国广播演讲，他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遍美国：
“这不是普通的劳资纠纷！这是柏林的剧本在西雅图的重演！
德国赤色分子及其在美国的代理人，妄图用总罢工瘫痪我们的城市，复制他们颠覆政权的把戏！”
这番指控，将一场复杂的社会经济冲突简化为一场抵御外敌渗透的“爱国战争”，定下了此后十年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基调。
这种对红色的恐惧在司法领域找到了宣泄口。
1920年5月，意大利裔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和巴托洛梅奥·万泽蒂在马萨诸塞州被捕，罪名是抢劫杀人。
尽管证据存在重大争议，但审判迅速演变为一场政治表演。
检察官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花费大量时间描绘被告所信奉的“危险思想”，并刻意将其与“德国革命模式”挂钩。
此案迅速成为美国的全国焦点，支持和反对的阵营泾渭分明，撕裂了社会舆论。
对许多人而言，萨科和万泽蒂是否真的有罪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红色威胁”的象征，必须被清除。
立法机构随之跟进。
1921年，国会在一片紧张气氛中通过了《反颠覆法》的重要修正案。
该修正案大大扩展了司法部的权限，授权其对“任何宣扬、鼓吹或传播源自外国的、旨在颠覆美国宪法政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学说及模式的团体或个人”进行监视、渗透和调查。
1923年，亨利·福特——这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标志性人物——收到了一份令他极度不安的秘密报告。
他派遣的考察人员伪装成贸易代表，深入考察了柏林附近的工厂。报告中的描述颠覆了福特对“社会主义低效”的刻板印象：
“……德国人的工厂实行严格的八小时工作制，但车间秩序井然。
厂区附属的工人住宅区内设有幼儿园、诊所和合作社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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