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提升，她们更能决定将家庭资源用于孩子的营养和医疗等方面。”
海伦娜再次举手，这次声音有些发颤：
“可是……苏联还是很高，182，虽然比过去好了。社会主义不是应该更好吗？”
马丁沉默了片刻，
“你说得对，总体仍然很高。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中心，1927年数据已经降到90左右；而中亚一些偏远地区，还在250以上。
这说明什么？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资源可及性是基础。
苏联在极度落后的起点上，用十年时间将全国平均水平大幅提升，这本身就是一个医学和社会学上的奇迹。
但它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不是魔术，它无法瞬间变出医院和医生，它需要时间，需要艰苦的建设。”
下课铃响了，塔德乌什冲到讲台前：“马丁教授，这些数据……所有这些，都公开可查吗？”
“我讲义最后一页列出了所有数据来源，包括德国统计局年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报告、国际劳工组织年鉴、国际联盟卫生部的白皮书。学校的图书馆应该都能找到。”
塔德乌什深吸一口气：
“我现在有些怀疑我过去学到的一切。
如果数据是真的，如果德国工人确实过得更好，孩子死得更少，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被教育要仇恨和恐惧你们？为什么？”
舒尔茨看向窗外的庭院：
“年轻人，历史书写有两种。
一种致力于回答‘我们应该是谁’，于是筛选史实，塑造神话，激发热血，这很安全。
另一种试图回答‘我们实际是谁’，这需要勇气，因为它要求直面落后、反思错误、承认他人长处。”
他转回头，目光锐利，
“卡尔·韦格纳同志曾告诫我们：‘一个只活在“应该是”里的革命者，最终会变成一个害怕镜子里的“实际是”的官僚。’你们是波兰未来的知识阶层，你们选择哪一种？”
那天深夜，塔德乌什在日记里写道：
“敌人或许会夸大他们的仁慈，但数据不会为他们的残忍撒谎。
如果图表显示，在那些被称为‘威胁’的国度，最底层的人们正在更快地摆脱无知、贫困和早夭，那么真正的问题就不再是‘他们为何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何落后’以及‘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做到更好？’。
这不是背叛，这是清醒。”
他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