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选择谈判，不是因为他爱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爱波兰——爱一个活着的波兰，而不是在战火中化为废墟的波兰。
这是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利用的现实主义。”
台尔曼走到桌前，
“可是主席，这种‘现实主义’会稀释革命的纯度！
波共现在要和地主资本家分享权力，要向教会妥协，甚至要保留旧军队的骨架！这会传递什么信号？
会让全世界的革命者以为，阶级斗争可以调和，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议会投票实现的吗？”
韦格纳笑了，
“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此刻坐在毕苏斯基的位置上，面对德军和苏军的夹击，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
台尔曼愣住了。
韦格纳走回桌后，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
“我想，他会做和毕苏斯基一模一样的事：
谈判，争取时间，保存实力。
革命的战略退却。区别在于，毕苏斯基是为资产阶级波兰争取喘息，而我们，是为社会主义波兰争取诞生的时间。”
他把文件推给台尔曼。那是1921年德国内部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教训”的总结报告，上面有韦格纳密密麻麻的批注。
“你看看第三条：
‘库恩·贝拉同志的错误在于，试图在三个月内完成需要三年甚至十年的社会改造。
他解散了旧军队，却来不及建立新军队；
他没收了所有地主土地，却无法立即组织起有效的农业生产。结果是什么？农民饿肚子，旧军官叛乱，外国干涉军轻易突破防线。’”
台尔曼快速浏览着，眉头紧锁。
“波兰有3800万人，”
韦格纳继续说，语气变得沉重，
“其中2700万是农民。他们不关心马克思主义，只关心今年的收成、地租以及他们能不能吃饱。
如果我们用坦克开进华沙，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呢？旧政府垮台了，但三千多万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天主教信仰、对‘德国佬’和‘俄国佬’的历史仇恨，会一夜消失吗？”
韦格纳走到墙上的大幅欧洲地图前，
“不会。它们会转入地下，变成游击队，变成暗杀，变成永无止境的动荡。
而资本主义国家们，他们会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过来，武装这些抵抗力量，把波兰变成插在我们和苏联之间的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