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和小农经济为主的县，准备大刀阔斧地推行集体化，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农业”。但现实给了他连续的冷水。
“你知道我第一次主持贫农大会，慷慨激昂地讲完‘联合起来，走向机械化大农业的光明未来’之后，一个老农问我什么吗？”
亚当模仿着老农的口音，
“‘长官，联合起来，我家那三只母鸡，是算股份，还是直接交公？
交了公，我生病的老婆每天还能不能有一个蛋吃？’”
“我愣住了，照着书本说集体会保障基本需求。
另一个农妇接着问：
“那集体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村通上电？没电，你说的那些机器怎么用？还有，要是集体里有人偷懒（，把地种坏了，收成不好，我家娃娃挨饿，找谁？”
亚当喝了一大口格瓦斯，
“这些问题，我在华沙的会议室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们的计划里只有土地公顷数、粮食增产指标、集体农庄数量。
但没有那三只母鸡，没有生病的妻子，没有对邻居的不信任，没有对保障具体到每一个鸡蛋的怀疑。”
科瓦尔斯基静静地听着，切着香肠。他能想象那个场景。
“领导让我去，大概就是想让我碰壁。”
亚当扯了扯嘴角，
“我碰得头破血流。我试图强行推动一个自然村合并成立集体农庄，结果差点引发家族械斗——因为两块挨着的好地，分别属于有世仇的两个家族。
他们宁可守着地穷，也不愿意和仇家在一个锅里吃饭。我们带的苏联顾问主张强硬镇压封建宗族势力，但本地一位老地下党员，现在是副县长，他拦住了我。”
亚当的眼神变得深远，仿佛回到了那个尘土飞扬的乡村办公室。
“他问我：‘扎莱夫斯基同志，你来这里，是为了完成上级的集体化百分比指标，还是为了真正改善这些农民的生活，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
我当然是后者！他接着说：
那你觉得，是把枪顶在他们脑门上，逼他们签字画押更社会主义，还是先想办法让他们的母鸡多下蛋、让生病的人看上病，让他们自己慢慢觉得，也许一起干确实能活得更好，更社会主义？’”
“我……”
亚当有些语塞了，用手指无意识地搓着面包屑。
“我开始跟着他们工作。真的去协调兽医给牲畜看病，组织妇女识字班，第一课就教怎么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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