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中，斯诺忍不住问陪同的克劳德：
“你们如何确保……所有这些热情和组织，不会被引向盲目的破坏，或者被野心家利用？
我看了德国同志的文件，他们似乎非常警惕官僚化和个人崇拜。”
“韦格纳同志的警告，我们也在学习。
所以你看，我们强调工会和基层委员会的权力，强调讨论和投票。
让诺同志也反复说，革命者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我们也有纪律检查部门。当然……”
克劳德顿了顿，
“道路是曲折的。但至少，我们正在尝试建立一种制度，让工人不仅能在革命中站出来，更能在革命后，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斯诺的笔记本快要写满了，他看到了一个高度组织化、意识形态高度统一、且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政治运动。
它不仅仅是在准备一场起义，更是在系统地构建一个替代性社会的雏形——从经济管理、社会福利、文化教育到日常生活组织。
他内心天平已不由自主地倾斜。
与南方的绝望、混乱和赤裸裸的压迫相比，这里充满困难，却涌动着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一种要亲手创造新世界的强烈意志。
一天晚上，在结束了对一个工人自卫队基础训练点的观察后，斯诺对安德烈和克劳德说：
“我想写一篇通讯，名字或许可以叫《巴黎的课堂：法兰西工人阶级在危机中学习自我解放》。
不涉及任何具体军事或未公开的计划，只描述我所见到的这种……政治觉醒和组织过程。
你们认为，这会被允许吗？”
安德烈和克劳德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们会将你的想法和拟定的题目汇报上去，斯诺先生。”
安德烈回答，“最终决定权不在我们。但就我个人所见，你是一个认真的观察者。让诺同志或许会感兴趣。”
这个来自美国的记者，已经身不由己地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或许，在未来，还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