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杜邦的尸体被蒙上白布抬走，血迹在破旧的地板上留下触目惊心的印记。
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艾克斯。
工厂主的儿子死在一个穷工人家里，原因龌龊。
舆论在资本控制的当地报纸渲染下，迅速一边倒：
无耻的工人因勒索工资不成，蓄谋杀害年轻有为的工厂继承人！道德的沦丧！法律的挑衅！必须严惩！
审判，如果那还能被称为审判的话，在仓促间进行了。
法庭挤满了“关心此案”的本地体面人士，杜邦家族聘请了当地最有名望也最昂贵的律师。
勒鲁的辩护律师，是法院指派的、一个刚从学校毕业、战战兢兢的年轻人，他甚至没能和勒鲁进行几次有效沟通。
证据似乎对勒鲁不利：凶器是他的家用物品（破药瓶），他“蓄意”旷工回家“埋伏”，与杜邦先生有“经济纠纷”和“个人积怨”，现场有激烈搏斗痕迹，而杜邦先生是“受邀前往工人勒鲁家洽谈事务的。”
这是杜邦家族律师提出的说法，暗示皮埃尔设局勒索甚至抢劫。
玛丽的证词——关于杜邦的强行闯入和企图侵犯她——被对方律师轻易驳斥为“无耻的脱罪谎言”、“试图玷污一位不幸逝去的绅士的名誉”。
法官，一位与杜邦家族素有往来、戴着夹鼻眼镜的老绅士，脸色严峻，不时点头赞同控方陈述。
整个过程不很快。
陪审团那个由本地商人、退役军官、庄园管理者等组成的小团体退席商议了一小会儿。
“勒鲁，故意杀人罪成立……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毫无悔意……为捍卫法律尊严与社会秩序，判处死刑……以绞刑方式执行……”
旁听席上，杜邦家族的亲友露出“正义得到伸张”的矜持表情。少数被允许进入的工人面孔则一片惨白，眼中燃烧着无声的怒火。
勒鲁站在被告席上，听着判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只是喃喃地，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
“我的工资……玛丽……孩子……”
判决立即生效，执行日期定在三天后。
理由是“避免不必要的拖延，尽快平息此事对社会秩序的不良影响”。
消息传出，艾克斯的工人区陷入了沸腾。
这不是第一个被拖欠工资的工人，也不是第一个遭受权贵欺凌的家庭，但如此迅速、如此赤裸裸的司法谋杀，将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