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社会变革走向温和的、“符合教义”的方向，以抵消革命的吸引力。
教廷目前态度微妙，但总体趋向强硬。
东正教更紧密地与民族认同和历史传统相结合。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它往往是保守势力和民族主义的重要精神支柱。
苏联的政教分离和打压政策，使得流亡海外的东正教团体成为强烈的反苏反共力量。
而新教教会与所在国资产阶级社会结合更紧密，内部派系复杂。
自由派新教可能对社会主义某些社会理念有共鸣，但主流仍持资产阶级立场，警惕革命的暴力性和无神论倾向。
报告特别提到，在英国和北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深度融合，是维系现有秩序的重要文化纽带。
这份报告警告，在所有面临社会主义“威胁”的地区，当地宗教势力正日益与民族主义、反共主义思潮结合，宣扬“保卫基督教文明”、“防止无神论赤色瘟疫”等口号，为其政治抗争提供神圣性和动员力。
在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匈牙利等地，这种合流趋势非常明显。
教会网络成为地下反共活动的重要掩护和组织渠道。
韦格纳放下报告，起身走到窗前，点燃了一支烟，缓缓吐出一口烟雾。
窗外的柏林，这是一座正在努力摆脱旧时代阴影、建设新生活的城市。
但报告揭示的画面提醒他，整个欧洲大陆，仍然被旧世界的两大幽灵深深缠绕：
一个是植根于土地和血缘的、有形且顽固的封建等级制幽灵；
另一个是弥漫在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无形却影响深远的宗教神圣性幽灵。
这两大幽灵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强化。
地主乡绅常常是教区的庇护人；教会则赋予现存等级秩序以神授色彩。
反对革命，不仅是维护财产和权力，在许多人心中，更是“保卫信仰”和“守护传统生活方式”的圣战。
“我们的对手，不只是资产阶级政府和他们的军队，”韦格纳对着窗外的城市思考着，
“还有这片大陆上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盘根错节的旧关系、旧习惯、旧信仰。
它们像厚厚的淤泥，覆盖在社会的河床上。
革命浪潮能冲开表面的硬壳，但要让河水彻底变清，需要持续的冲刷，更需要引导新的活水进来——新的经济关系、新的社会组织、新的文化教育和……新的精神寄托。”
他回到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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