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的联合收割机正轰鸣作业，所过之处，麦浪倒下，谷物被自动分离、装入跟随的卡车。
场面之壮观，丝毫不逊于斯诺在北美见过的最大农场。
接待他的是农场管理委员会主席，费舍尔。
费舍尔同志年约六十，皮肤黝黑粗糙，手上布满老茧和旧伤疤，但腰板挺直，眼神明亮锐利。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头上戴着一顶同样旧但干净的帽子。
“我以前是那边，”他用拇指朝远处一片依稀可见残留建筑轮廓的林地指了指，
“是冯·阿尼姆伯爵老爷家的雇农。干了四十年，最好的年月也就是混个半饱。”
“现在，”
费舍尔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眼前广阔的田野和远处成排整齐的红顶白墙新农舍，
“这土地是农场集体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铁家伙，”他拍了拍身边一台停着保养的拖拉机的轮胎，
“是农业机械合作社的，我们自己有技术员维护。
收成除了按计划上缴国家，剩下的留作农场发展基金和我们自己的分配。
瞧见那些新房子没？每家都有，按人口和贡献分。
那边是农场小学、卫生所、俱乐部和奶牛场。”
他带着斯诺参观农场的生活区。学校操场上孩子们在玩球，卫生所里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正在给一位老人量血压。
俱乐部里，一群年轻人正在排练合唱，歌声嘹亮。
“我大儿子，”费舍尔提到家人时，脸上皱纹都舒展开了，露出不加掩饰的骄傲，
“在波茨坦的农业航空学校学习！开飞机，给大地撒药、测绘！”
他顿了顿，看着斯诺，
“同志，你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对我这样的老农民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土地归真正耕种它的人，机器帮忙而不是奴役人，孩子有前程，老了有依靠，干活有奔头。就是这么实在。”
斯诺问及农场与国家的关系，费舍尔回答得很朴实：
“国家给计划，给贷款买第一批大机器，派技术员指导科学种田。我们负责把地种好，完成计划，改善大家生活。
具体活计大家商量着干，劲往一处使。”
傍晚，斯诺回到柏林市区，脑海中交织着两种强烈的印象：
工厂里指向未来的科技与高度组织，农场中扎根土地的踏实变革与朴素自豪。
两者看似迥异，却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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