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烟继续道：
“跟法国比，我们走得早几年，摔的跤也多一些，慢慢摸到点门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能光是砸烂。
砸烂一个旧世界相对容易，建设一个新世界难得多。
需要耐心，需要科学，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法国同志有他们的具体情况，热情高，干劲足，这是优点。我们也愿意分享一些经验和教训，比如怎么在革命激情过后，建立稳定的秩序，怎么搞经济计划，怎么防止胜利后的干部蜕化变质。
这都是社会主义政府建立政权之后的新课题。”
斯诺一边迅速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一边提出下一个问题：
“您提到防止干部蜕化变质，我注意到德国正在进行一场针对教育系统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甚至涉及更广泛的社会风气。
您似乎对此有很深的忧虑。
在您看来，一个诞生于革命的新政权，最大的内部危险是什么？”
韦格纳的表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目光变得深邃。
“这个问题问得好，斯诺同志，这是性命攸关的问题。”
“我们推翻了一个旧的特权阶级，但如果不警惕，完全可能在自己内部，滋生出新的特权阶层、官僚阶层。
他们可能打着革命的旗号，享受着革命带来的权力和资源，慢慢脱离群众，思想僵化，甚至欺压群众。
这就是蜕化变质。”
“为什么会这样呢？”
斯诺有些不解的问道，韦格纳换了个姿势回答道，
“因为旧社会的思想——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人上人这些观念——不会因为换了政权就自动消失。
它们会像病菌一样，寻找新的宿主。
我们的某些同志，打了胜仗，做了官，掌了权，如果放松学习，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监督，就很容易被这些病菌感染。
最近我们国家里教育系统里的那点苗头，不过是冰山一角。”
“那如何防止呢？” 斯诺追问。
“靠制度，更靠持续的群众运动和教育。”
韦格纳斩钉截铁地说，
“第一，要有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监察制度，像我们施密特同志搞的那一套，盯紧权力的运行。
第二，也是更根本的，要有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群众监督。要让工人、农民、士兵、普通党员，都能批评干部，揭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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