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曼走出门外，对候在走廊里的记录员说：
“供述完整，整理成文字，让他签字画押。完成后立即报柏林。”
“是。”
他走出几步，又停下。
“那个纺织厂女工，”他背对着门，声音很低，
“1927年秋天，南城第三纺织厂。去查一查她的名字。”
海涅曼顿了几秒，挥了挥手。
记录员没有追问。他转身推门进入审讯室，手里捧着一叠空白的笔录纸。
海涅曼独自穿过长长的走廊，他站在窗前点燃另一支烟，望着窗外林茨渐次苏醒的街巷。
面包铺的学徒正卸下门板，电车叮当作响地驶过湿漉漉的铁轨，一个穿工装的男人骑着自行车从窗前一闪而过，车筐里装着从合作社买的新鲜马铃薯。
这就是人民想要的日子。他想。
干净、平凡、可以预见明天的日子。
克劳斯·冯·艾兴多夫从没活在这种日子里。他既不属于旧时代的余晖，也从未真正踏入新时代的门槛。
他是被悬置在历史夹缝里的人，从那条缝里望出去，世界永远扭曲、冰冷、不可信任。
海涅曼没有怜悯他，这样的人也不值得他怜悯，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物理和精神上同时消灭掉。
香烟燃尽。他把烟蒂按灭在窗台自带的铸铁烟灰缸里，转身走向指挥部。
还有三名在逃外籍涉案人员需要追捕。韦格纳主席的七十二小时，还剩十二小时四十六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