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曼走出门外,对候在走廊里的记录员说:
“供述完整,整理成文字,让他签字画押。完成后立即报柏林。”
“是。”
他走出几步,又停下。
“那个纺织厂女工,”他背对着门,声音很低,
“1927年秋天,南城第三纺织厂。去查一查她的名字。”
海涅曼顿了几秒,挥了挥手。
记录员没有追问。他转身推门进入审讯室,手里捧着一叠空白的笔录纸。
海涅曼独自穿过长长的走廊,他站在窗前点燃另一支烟,望着窗外林茨渐次苏醒的街巷。
面包铺的学徒正卸下门板,电车叮当作响地驶过湿漉漉的铁轨,一个穿工装的男人骑着自行车从窗前一闪而过,车筐里装着从合作社买的新鲜马铃薯。
这就是人民想要的日子。他想。
干净、平凡、可以预见明天的日子。
克劳斯·冯·艾兴多夫从没活在这种日子里。他既不属于旧时代的余晖,也从未真正踏入新时代的门槛。
他是被悬置在历史夹缝里的人,从那条缝里望出去,世界永远扭曲、冰冷、不可信任。
海涅曼没有怜悯他,这样的人也不值得他怜悯,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物理和精神上同时消灭掉。
香烟燃尽。他把烟蒂按灭在窗台自带的铸铁烟灰缸里,转身走向指挥部。
还有三名在逃外籍涉案人员需要追捕。韦格纳主席的七十二小时,还剩十二小时四十六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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