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隆美尔独自站在窗前。
夜已经深了。科夫诺的街道上灯火稀疏，但火车站方向亮着一片光——那是工人们在连夜卸货。歌声从那里隐隐约约传来，是《国际歌》。
门轻轻推开，维陶塔斯走了进来。
“隆美尔同志，”他说，“我能跟您说几句话吗？”
隆美尔点点头。
维陶塔斯走到窗前，和他并肩站着。
“今天下午，”他说，
“我们抓到了一个俘虏。是政府军的一个营长，本地人。
他告诉我们，里加那边，英国人和我们的资本家们正在吵架。
士兵们几个月没发军饷，军官们忙着倒卖军火。他说——”
他停顿了一下。
“他说，他们早就知道打不赢了。只是没想到，会输得这么快。”
隆美尔没有说话。
维陶塔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隆美尔同志，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请说。”
“您觉得，我们为什么能赢？”
隆美尔想了想。
“因为你们想赢。”他说，“而他们，只想分钱。”
维陶塔斯愣住了。然后他笑了。
“您说得对。”他说，“只想分钱的人，永远打不过想赢的人。”
他转身要走，忽然又停下。
“隆美尔同志，”他说，“谢谢您。谢谢您来帮我们。”
隆美尔没有回头。
“不用谢我。”他说，“谢韦格纳主席。谢那些可爱的士兵们吧。”
维陶塔斯沉默了几秒，然后轻轻带上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