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时。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还没有睡。
桌上摊着刚从巴黎发来的文件——法兰西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草案。
罗曼同志的提议很周全：
放弃主权、承认自决、撤回驻军、提供援助但不干涉。每一条都有道理，每一条都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但韦格纳的眉头皱起来了。
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对。
是因为他们做得太“对”了。
柏林十一月的深夜，寒气逼人。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透过霜花可以看见外面模糊的灯火。
他想起列宁说过的话：“真理总是具体的。”
抽象的真理，往往等于没有真理。
法国同志的决议，太“雅致”了。
他走回桌前，看了看墙上的钟。
凌晨一点十五分。让诺应该还没睡，此刻大概也在为这份文件失眠。
他拿起电话。
“接巴黎，让诺同志。专线。”
“韦格纳同志？”
“让诺同志。打扰你休息了。”
让诺笑了一声。
“韦格纳同志，我现在哪睡得着。那份文件您看了？”
韦格纳点点头，
“看了。”
“您的看法呢？”
韦格纳沉默了两秒。
“让诺同志，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这份决议，写得很漂亮。
放弃主权，承认自决，撤回驻军，提供援助但不干涉。每一条都对，每一条都符合原则。但是——”
他顿了顿。
“你们问过殖民地的人民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韦格纳继续说：
“我不是说你们的决议不对。我是说，你们替殖民地人民做了决定。你们决定他们应该独立，应该自决，应该自己选择道路。
这个决定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代替？”
让诺的声音有些发紧。
“韦格纳同志，我们不是代替他们决定。我们是放弃自己的权力，让他们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什么？独立？加入共和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这些选项，是谁定的？”
让诺沉默了。
韦格纳的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