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了几秒。
“克朗茨同志，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想，咱们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克朗茨想了想。
“为了工人农民当家作主。”
韦格纳点点头。
“对。但当家作主之后呢？是天天开会，天天喊口号，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
“我想并不是这样的。革命是让那些最普通的人，能吃饱饭，能穿上衣，能有房子住，能让自己的孩子上学。是让那些在战壕里拼过命的人，能过上他们拼命想换来的日子。”
他走到克朗茨面前。
“波罗的海的同志，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枪，不是口号，是能和他们一起流汗的人。咱们得让全欧洲的年轻人都知道，那里需要他们。”
克朗茨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立正，敬了个军礼。
“主席同志，我懂了。”
韦格纳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吧，陪我吃点东西。八点还要讲话，不能饿着肚子。”
两人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诺依曼正在打电话，声音急促而清晰。
“……对，八点，全国广播……转播线路要确保……施密特同志那边也通知一下……”
窗外，柏林一月的夜色越来越深。
但远处，展览中心的灯光还亮着。
那是希望的光。
也是召唤的光。
晚八点，柏林，柏林广播电台。
主控室里灯火通明。工程师们最后一次检查设备，调音师戴着耳机，手指在各种旋钮间移动，广播员坐在麦克风前，一遍又一遍地试音。
“一、二、三……柏林广播电台……一、二、三……”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门被推开，韦格纳走了进来。
“主席同志，准备好了。还有五分钟。”
韦格纳点点头，走到麦克风前坐下。
他看了一眼面前的稿纸。那是施密特亲自起草的讲话稿，措辞严谨，逻辑清晰，该说的都说了。
但他没有拿起稿纸。
他把稿纸推到一边。
广播员愣了一下。
“主席同志，您……”
韦格纳摆摆手。
“不用这个。我自己来说。”
晚上八点整。红灯亮起。
韦格纳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向整个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