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
一九三二年的荷兰从表面上看，它还是中立国，还是欧洲的“稳定岛”。政府还在开会，议会还在辩论，女王还在王宫里微笑。
但实际上，这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
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互相敌视。资本家和社会党互相仇视。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和本土的保守派互不相让。
而普通老百姓，只想活下去。
一九三二年，荷兰的殖民地东印度群岛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当地人要求独立，要求自治，要求把荷兰人赶走。
荷兰政府派了军队去镇压，花了很多钱，死了很多人，什么都没解决。
国内，失业者排起长队，等着救济。救济粮越来越少，队伍越来越长。有人在队伍里晕倒，有人在队伍里打架，有人在队伍里默默地哭。
共产党在组织罢工，社会党在组织游行，右翼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也在扩张。他们学着德国纳粹的样子，喊着“荷兰第一”的口号，穿着黑色的制服，在街头打人砸店。
这个国家，正在从内部崩溃。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阿姆斯特丹，西区的一家造船厂。
几百个工人正在罢工。
他们坐在工厂门口，举着牌子，喊着口号。警察站在不远处，手里拿着警棍，但没有动。
费恩站在人群中，看着那些脸。
一个年轻的工人走到他身边。
“费恩同志，您说，我们能赢吗？”
费恩看着他。
“你叫什么？”
年轻人说：“我叫扬。扬·范德林登。我爸是码头工人，一九一八年参加过游行。”
费恩点点头。
“你爸现在在哪？”
扬说：“在监狱里。三年前罢工，被抓了。判了五年。”
特鲁尔斯特拉沉默了几秒拍了拍扬的肩膀。
“我们会赢的。一定。”
远处，警察开始动了。他们排成队，朝罢工的人群走过来。
费恩没有动。
他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那些越来越近的警棍。
一九三二年六月，荷兰的春天，开始了。
不是日历上的春天。是另一种春天。
革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