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下午三时。
阿姆斯特丹，东区。
一栋建于上世纪末的老建筑里面，几十个人坐在一起商量着什么。
他们中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年轻的党员，也有头发花白的老同志。
阿尔伯特·费恩坐在主位上，十四年前，他和特鲁尔斯特拉一起流亡德国，在柏林的工厂里当过工人，在夜校里面教过书，在街头和工人们聊天。
他见过德国从一个战败国变成强国，见过工人从奴隶变成主人。
现在，他坐在阿姆斯特丹这间破旧的仓库里，面前是一群和他一样渴望改变的人。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小时。
费恩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同志们，这是柏林的消息。共产国际的同志告诉我们，现在不是渐进的时候了。欧洲的局势已经变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整个世界都在往前走。我们也不能掉队。”
旁边的范德林登，社会党左翼的领导人，阿姆斯特丹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费恩同志，我们不是不想走。是走不动。实在是我们现在手头上的力量太弱、太分撒了。”
听到这话的费恩站起身，走到墙上那张手绘的荷兰地图前。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从德国回来吗？”
他指着地图上的阿姆斯特丹。
“因为特鲁尔斯特拉同志在去世前告诉我：时机到了。”
“我在德国待了十四年。我看着德国同志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们也用了不断的时间才从一个战败国变成强国。
我们呢？我们才刚开始。”
“可是，现在确实不一样了。”
他拿起另一份文件。
“这是柏林来的最新指示。共产国际的同志说，现在的世界革命形势，已经不是数年前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我们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英国在退缩，美国自顾不暇。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
他把文件放下。
“所以，策略要变。从渐进，变成主动。”
范德林登皱起眉头。
“主动？怎么主动？罢工？游行？还是像西班牙那样，拿起枪？”
费恩看着他。
“都可以。但要快。”
他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总罢工——武装起义——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