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柏林，人民监察委员会审讯室。
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房间内的窗户很高，阳光从上面斜射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亮的光斑。
韦斯特曼坐在椅子上，对面坐着主审官赫尔曼·布吕克纳和记录员还有人民陪审员。
主审官布吕克纳翻开面前的卷宗。
“埃里希·韦斯特曼，一九三二年九月，你撰写了一篇题为《下乡实践的真实面目》的文章，投递给《人民观察家报》。
文章中对诺伊多夫村的描述，经查证与事实严重不符。你是否承认？”
韦斯特曼低着头。“承认。”
布吕克纳问：“你出于什么动机要写这篇文章？”
韦斯特曼沉默了很久。
“因为我不想去。我是作家，不是农民。我靠脑子吃饭，不是靠手。
他们让我去乡下，让我干那些粗活，让我和那些……那些农民混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的侮辱。”
“我以为，只要我把那些事写出来，大家就会同情我，就会反对这个政策。我以为，我是对的。”
布吕克纳问：“现在呢？”
韦斯特曼沉默了很久。“我错了。”
布吕克纳翻开卷宗。
“根据调查，诺伊多夫村有柏油路、有新房、有电、有自来水、有收音机。
你住的招待所干净整洁，食堂伙食与村民相同。村民对你热情友好，费曼同志教你使锹，群众给你送番茄甚至给你开小灶。这些，你为什么不写？”
韦斯特曼低下头。“因为……如果写了这些，大家就不会同情我了。”
布吕克纳问：“你恨那个村子？”
韦斯特曼摇摇头。“不恨。”
布吕克纳问：“你恨那些农民？”
韦斯特曼摇摇头。“不恨。”
布吕克纳问：“那你恨什么？”
韦斯特曼沉默了很久。
“我恨我自己。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笑着干活，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累也值了。
我恨自己不如他们，所以我要把他们写得比我更惨。这样，我就心安理得了。”
布吕克纳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韦斯特曼同志，你的问题不是恨政策，是恨自己的软弱。
你不敢面对自己的无能，所以你要把别人拉下水。你把村子写得越穷，把农民写得越苦，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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