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陶里亚蒂站在韦格纳办公室门口，手里拎着一个沉重的公文包。
他整理了一下领带，深吸一口气，然后敲了敲门。
“请进。”
陶里亚蒂推开门，走进去。
看见他进来，韦格纳从办公桌后站起来，绕过桌子，迎上前来。
他伸出手，握住陶里亚蒂的手，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陶里亚蒂同志，路上辛苦了。”
陶里亚蒂想说什么，但喉咙有些紧。
“韦格纳同志，我……”
韦格纳笑了。“先坐。喝点茶。不急。”
韦格纳拉着陶里亚蒂坐到沙发上，自己坐在对面。
诺依曼端来两杯茶，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韦格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陶里亚蒂同志，你上次来柏林，是哪一年的事情啦？”
陶里亚蒂想了想。“是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时候和葛兰西同志一起来的。”
韦格纳点点头。
“四年了。四年没见，你瘦了不少嘛，现在意大利的担子在你的身上，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嘛。”
听到这话，陶里亚蒂的眼圈有些发红。
“葛兰西同志走了之后，党内和政府的事情太多，不瞒您说，我好久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了。”
韦格纳放下茶杯。
“既然这样子，那就这次我自作主张一回，多留你一个晚上，你在柏林睡个好觉再回去。
对了，说说吧。把你想说的，都跟我说说嘛，有什么难处是要说出来的，不能老是憋在心里。”
陶里亚蒂沉默了一会儿。
他打开公文包，取出那叠厚厚的卷宗，放在茶几上。
“这是西西里来的信。土改工作队的年轻同志写的。
当地的主管干部马尔蒂尼变了。
他把最好的资产都抓在手里，名义上是国家所有，实际上是他自己的。
他打着柏林的旗号，说是‘西西里特色’，是‘过渡时期的特殊政策’。谁反对他，他就说谁是在破坏革命。”
韦格纳听着，没有说话。
陶里亚蒂继续说：
“我知道他有问题。但我刚接手，党内的老同志还在观望，地方上的干部人心惶惶。
如果动马尔蒂尼，那些老同志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