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柏林，威廉大街七十三号。
韦格纳正看着几份从波兰寄来的报纸。
“扎布诺村党支部书记斯坦尼斯瓦夫·马祖尔同志，在七月十五日的洪灾中，组织党员和群众奋力抗洪，转移全村一百三十七名群众。在转移最后一名被困群众时，马祖尔同志因体力耗尽，被洪水冲走，不幸牺牲，时年三十一岁。”
他放下这份报纸，拿起另一份。
“克拉科夫党员突击队队长扬·科瓦尔斯基同志，在堤坝上连续奋战三天三夜，因体力耗尽，被洪水卷走，遗体至今未找到。”
再一份。
“卢布林水利工程师亨里克·维尼亚尔斯基同志，在巡查堤坝时突遇溃口，被洪水冲走。不幸牺牲。”
施密特也把报纸放下了。
“主席，波兰同志的灾后重建方案，我们已经收到了。
科瓦尔斯基同志在电报里说得很清楚——技术上的支持，专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请兄弟国家支援。资金上的事，他们自己先想办法。”
韦格纳转过身来，
“自己先想办法。七千万的窟窿，他们拿什么想办法？”
“他们去年全年的财政预算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施密特翻开笔记本，看了一眼自己记下的数字。
“就算把工业建设的钱全部挪到救灾上，也不够。而且工业建设不能停——停了，明年波兰经济会更困难。”
韦格纳走回桌前，坐下来。
“波兰的同志们是不好意思开口。科瓦尔斯基那个人，我打过几次交道。他自尊心强，不愿意让人觉得自己是靠着德国和苏联扶持才站稳脚跟的。哪怕他心里知道需要帮助，嘴上也不会说。”
“不只他一个人是这样。”施密特说。
“波兰党内很多同志都有这种心理负担。虽然当初是我们和苏联同志帮助他们完成了政府改革，但波兰共产党的同志们一直想证明自己能独立走好自己的路。这种心情，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但不能让他们的老百姓跟着吃苦。”韦格纳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
“五万四千户家庭，房子倒了，地淹了，庄稼没了。冬天快到了。如果入冬之前不能把房子盖起来，把粮食发下去，那些活下来的人，还得冻死饿死。”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来。”
经济人民委员会主席鲁道夫·希法亭推门走了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