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的画面终于停了。
定格在石阶上那摊暗色的血迹。放映室里的灯亮起来，惨白的光照在每个人脸上。
韦格纳重新站起来。他走上台，站在银幕前，面对所有人。
他拿起桌上那份文件夹，翻了几页，放下，抬起头。他的眼睛有些泛红，
“弗里茨·施耐德，二十四岁，柏林农业大学毕业。
一九三四年自愿报名参加非洲支教项目，在乌班吉沙立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
他负责推广新式耕作技术，改良木薯品种。
当地农民管他叫那个爱笑的德国小伙子。”
“汉斯·韦伯，三十二岁，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毕业，曾在‘人民团结’机械厂工作。
一九三四年和弗里茨一起去的非洲。”
“经确认，弗里茨同志已经牺牲了。
汉斯同志还被关在那个林子里，那帮人手里。”
韦格纳的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
“你们刚才都看见了，听见了。
那个叫萨莱的人说，他读过我的书，读过马克思，读过列宁。
他说，书里写的那些道理，在非洲行不通。”
他的声音突然拔高。
“书里写的道理，在哪儿都行得通。
行不通的不是道理，是他的脑子。
他想在非洲建立一个纯黑人的国家。他连自己脚下的土地有多少种人、多少种语言、多少种信仰都搞不清楚，就敢说自己是这片土地唯一的救世主。
他烧了人民委员会的粮仓，抢了合作社的卡车，打伤了我们的干部，杀害了我们的同志——然后告诉我，他是在解放非洲。”
韦格纳的手按在桌上，指节发白。
“这种人不是革命者。
他们是土匪，是暴徒，是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是混在独立运动里的害虫。
他们不配谈非洲，不配谈社会主义，不配谈解放。”
韦格纳有些说不下去了。
施密特站起来，走到台边，轻轻按了一下韦格纳的手臂。
韦格纳没有挣开，站在那里了几秒，然后退后半步，让出了话筒。
施密特没有长篇大论，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先放一放。”
韦格纳转身走下了台。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而是从侧门走了出去。
放映室里安静了片刻。
克朗茨站了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