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急。还有一件事。”
恩加伊转过身。
“那些被萨莱裹挟的普通百姓——他们不是敌人。
枪一响，他们比谁都害怕。要给他们留活路：放下武器的，既往不咎。
愿意回家的，我们给他们发路费。
愿意留下来的，可以按普通社员对待。”
拉莫尔一愣。
“还发路费？我们哪有钱？”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恩加伊说，
“但你记住，多一个放下武器的人，我们就少一个敌人。
这些人不是天生的土匪，是活不下去才跟着萨莱干的。
只要让他们看见还有别的活路，他们就不会给萨莱卖命。”
恩加伊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班吉城外的乌班吉河在月光下静静流淌，河对岸是广袤的、沉睡中的非洲大地。
“拉莫尔同志，你知道韦格纳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说过什么吗？
他说，革命不是一次性的节日，是漫长的建设。
我们以为建立起来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就是胜利了，可还是会有新的压迫者冒出来。”
“萨莱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只要这片土地上的人还在、还愿意站起来、还愿意为子孙后代拼一把——压迫者来一个，我们就打一个，来一百个，我们就打一百个。”
“总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不用再打仗。
总有一天，这片土地上有真正的、属于非洲人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一天，”
恩加伊转过身，目光坚定如铁，
“也许我看不见，也许你也看不见。但只要我们还在打，它就不会太远了。”
拉莫尔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推门出去了。
走廊里传来他急促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恩加伊独自站在窗前，望着夜色中的班吉城。城中星星点点的灯火，在乌班吉河的映衬下，像散落在黑绒布上的碎金。
他想起年轻时在巴黎读书的日子，想起塞纳河畔那些和他一样肤色、却说着不一样语言的革命者。
也有人问过他：
你一个非洲人，为什么来法国闹革命？
他当时说：
因为压迫不分国界。
现在他知道了，解放也不分国界。
但萨莱不懂这个道理。
他只看得见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