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了点头，没有笑，但嘴角的线条不那么紧绷了。
电话又响了，坎贝尔接起来，听了一会儿，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挂断，
“纽卡斯尔驻军的一个连奉命去市中心清场，被当地的民众所阻止。
现在纽卡斯尔工人委员会已经接管了市政厅、警察局和泰恩河上的所有桥梁。”
“谢菲尔德一个营的步兵奉命开赴兵工厂，试图强行接管。
双方在厂区大门外发生交火。
工人卫队有组织地进行了还击，英军在一个排的伤亡后下令撤退。
目前工人卫队已经巩固了厂区防线，兵工厂的民主选举照常进行，红旗仍旧在。”
坎贝尔说完，放下笔，看了波立特一眼。
波立特拿起那支笔，在英格兰地图上谢菲尔德的位置用力地画了一个红圈。
“流血了。既然见了血，就没有回头路了。””
“坎贝尔同志，”
波立特转过身，
“现在的形势已经很清楚——政府试图用武力镇压，但军队执行的意愿和能力都严重不足。
不是所有部队都像利物浦、纽卡斯尔、谢菲尔德那样直接违抗命令，但也没有哪支部队真正有效地执行了镇压。
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稍纵即逝的窗口期。”
坎贝尔托着下巴，那双眼睛盯着那面英格兰地图：
“你的意思是——从局部抵抗转向全面对抗。”
“对。”波立特伸出一根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
“政府已经撕下了最后一层体面的外衣。他们不再试图用‘安民告示’来哄骗我们了，他们直接下令开枪。既然他们选择了武力，我们就必须用武力回应。”
坎贝尔的眉毛微微拧了一下。
他不是反对武力回应——他是苏格兰人，他身上有着从克莱德赛德反贫困斗争中一路走出来的铁血记忆——但他是一个谨慎的人。
“我们的力量对比怎么样？”坎贝尔问。
波立特从桌上拿起了一份报告，上面是他下午和几位军事顾问一起算出来的草稿。
“敌人——也就是政府方面，本土正规军大约二十万人，但真正能用于镇压起义的机动兵力不到三分之一。
剩下的要么驻扎在北爱尔兰，要么分散在全国各地零零星星的小兵营里，调动起来非常麻烦。
而且我们有确切情报证实，陆军的士气极差，部队不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