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你们会被他们编进他们的‘红军’，穿上他们的红布条，拿着你们手里的枪，转过身来，打你们自己人。打那些还在为这个国家战斗的人。打那些没有投降的人。”
他停了一下。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不投降。”
他从腰间拔出手枪。
“我打过德国人，打过爱尔兰人，打过印度人。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低过头。今天也不会。”
人群中，那个把头盔摔在地上的士兵开口了。
“长官，你打过德国人，打过爱尔兰人，打过印度人。你打过英国人吗？”
克劳福德的目光转向他。
“你打过和你一样说英语、喝红茶、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英国人吗？”
“你没有。你打的是别人。德国人、爱尔兰人、印度人——都是别人。但我们今天要打的，是我们自己人。是利物浦的码头工人、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谢菲尔德的炼钢工人。是和我们的父亲、兄弟、工友一样的人。”
“我不想打下去了，我想回家。”
克劳福德握枪的手微微颤了一下。
“你不想打。”
克劳福德重复了这几个字，
“你不想打，但你已经打了。今天早上你开了枪，打死了人。你以为你放下枪走出去，他们就忘了？你的手上沾着他们同志的血。他们会放过你？”
年轻人的脸白了，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紧接着，克劳福德的手枪响了。
不是对着年轻人——是对着人群中的一个中士。那个中士就是刚才按下少尉枪管的人。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克劳福德的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