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照片。这不是宣传——这是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改变。你可以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找到千千万万个埃尔娜，千千万万个住进新房子里的工人家庭。这不是看上去，这是已经发生了。”
肯尼迪的目光在那张被合上的报纸上停留了片刻。
“韦格纳主席，这些确实了不起。但在美国，我对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未来不看好。共产党在美国算不上一个大的势力。你们在欧洲的成功，不一定能在美洲复制。”
韦格纳微微歪了一下头，
“肯尼迪先生，一九二九年，美国共产党有多少党员？”
肯尼迪想了想。他不是一个研究美国共产党历史的专家，但作为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银行家，他对这些数字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大概一两万吧。”
“一九三五年呢？现在，今天？”
肯尼迪的眉头微微拧了一下。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答案。
“也许——七八万？”
“据我所知，”韦格纳的声音不紧不慢，“是超过十九万人。而且这还不算那些在工会里、在失业工人组织中、在各个城市的工人运动里受到共产党影响但没有正式入党的人。如果算上这些人，数字要翻几倍。”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六年的时间。大萧条最严重的六年。你们的胡佛总统说‘繁荣就在眼前’，你们的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而美国共产党在这六年里，党员人数翻了几番，因为你们的工人日子过不下去了。
一个日子过不下去的人，不需要别人宣传，他自己会去找出路。”
“韦格纳主席，你说的这些数字，我不否认。
但党员人数翻几番，不代表他们能夺取政权。美国不是德国，美国不是俄国，美国不是英国。美国有自己的传统——”
“肯尼迪先生，”韦格纳的声音放轻了，“有些事情，不是看上去怎么样的。你要去做了，才能分辨这是不是一条可以接着走下去的路。”
“一百年前，有人坐在伦敦的咖啡馆里说，‘工人永远不可能有投票权’。
五十年前，有人坐在柏林的客厅里说，‘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在德国实现’。
二十年前，有人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撑不过六个月’。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但那些不可能的事，则一件一件地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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