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浅红——那是残存的英国政府军控制区。
看到美国的地图，韦格纳自然而然的就想起了罗斯福。
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试图用军工订单来拯救资本主义的人。
他在大洋彼岸，他害怕红色浪潮跨过大西洋，他害怕美国的工人像德国的工人一样举起红旗。
他在造枪，造炮，造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杀人、能破坏的东西。
但韦格纳觉得，他忘了一样东西——人心。
枪炮可以夺走土地，但夺不走人心。坦克可以碾碎街垒，但碾不碎信仰。飞机可以炸平城市，但炸不灭希望。
这就是他和罗斯福的区别。罗斯福相信钢铁，他相信人心。
韦格纳接着想起了知识分子的问题，不是他们爱说话——说话是他们的职业，他们不说这个就说那个。
问题是他们说话的方向，是他们说话的立场。他们不是在为人民说话，他们是在为自己说话，为那个“知识分子应当治理国家”的旧梦说话。
威廉二世被抓回来了，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人民会怎么看待这场审判”，而是“我们能不能影响这场审判”。
他们不是在关心历史，是在关心权力。不是在关心公正，是在关心地位。
这不是一篇文章能解决的，不是一次谈话能解决的。这需要一场持久的、系统的、耐心细致的改造工作。
不是镇压，是改造。不是把他们关起来，是把他们放下去——放到工人中间去，放到农民中间去，放到那些他们永远看不到的真实生活中去。
让他们在炼钢炉前站三个月，在矿井下待三个月，在码头上扛三个月包。
如果他们还能回来，还能像今天这样谈论“我们应当如何影响政府对威廉二世的处理”——韦格纳就承认他有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