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外语等学科的教学方面已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但在历史、政治、社会学等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学科领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部分教材仍沿用旧帝国时期的框架，只是在关键问题上做了局部的删改和修补，缺乏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
一些教师对社会主义教育理念的理解不够深入，教学中存在‘照本宣科’、‘以考代教’等现象，未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阶级意识。”
韦格纳把这段话用红铅笔画了两道横线。他的眼睛在“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几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把报告合上，放在桌角。
紧接着，韦格纳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了。
“进来。”
教育人民委员弗里茨·托勒走了进来。
“主席同志，我们部门的年度报告你看了吗？”
“刚看完。”
韦格纳把那本报告推到桌子中间。
“数字很漂亮。但问题也不少。”
“报告里面提到的第三点——思想教育和历史教育的质量问题——我想听听你的具体想法。”
“报告里写‘缺乏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什么叫‘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你来展开说说。”
托勒想了想这么跟韦格纳说道，
“主席同志，我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做的，好比是改造一栋旧房子。我们把墙上的裂缝糊上了，把漏雨的地方补上了，把坏掉的窗户换了新的。
房子看起来比以前好了，不漏雨了，不透风了，但骨架还是旧的。
房梁是旧的，承重墙是旧的，地基也是旧的，目前所有新生的东西都是基于旧事物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的。”
“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拆了重建。
尤其是教材方面，不是修改几个段落，而是重写整本教材，重构整个历史和政治教育的体系。”
“主席同志，我们现在学校里用的历史教材，最早的底本是一九一一年，德意志帝国时期编的。
我们在一九二零年做了一次修订，删掉了‘君权神授’、‘德意志民族优越论’之类的内容，加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
一九二八年又做了一次修订，增加了上次世界大战史的内容。
一九三二年再做了一次修订，补充了关于对我国革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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