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同志，那我们下一步该从哪入手呢？”
韦格纳想了想，这样安排道：
“这样吧，第一，通知在日本的同志，加大情报搜集力度。
大本营的决策动向、部队调动的具体规模和时间表、横滨港的船运安排——这些信息越详细越好。
不要只盯着陆军省，海军省那边也要加大渗透力度。”
“第二，通知美共的里昂同志，把日本可能派兵的消息通报给他们让他们做好准备。
如果日本人真的来了，美共面对的就不只是英国人和美国政府的联邦军队了，还有一支来自太平洋对岸的、打过多年仗的、不会轻易放弃的部队。”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宣传工作要跟上。日本人在横滨集结的消息，暂时不要公布。
但是，一旦时机合适，一旦我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就要在最合适的时机，把这件事公之于众。
让美国人民知道，他们的政府做了什么。”
“台尔曼同志，你想想，一个美国工人，每天在底特律的工厂里拧螺丝。
他的工友是美共的人，他的孩子上的是美共办的学校，他看病去的是美共开的诊所。
他本来就在犹豫——共产党到底是不是坏人？然后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
美国政府请了日本人来，拿着枪，站在美共的对立面。
他会怎么想？
他会想——政府宁愿请外国人，也不愿意和我们对话？
他会想——那些穿着日本军装、拿着日本步枪的人，站在美国的土地上，到底是为了保卫美国，还是为了保卫那些资本家的工厂呢？”
台尔曼的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
“分化美国民众，不是靠我们替他们说话，是靠他们自己看见真相。我们只需要把真相递到他们眼前。他们自己会做出判断。”
“主席同志，我这就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