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地”变成了红色北欧的前哨。
法罗群岛的渔村在漫长的冬夜里第一次听到了哥本哈根传来的广播。
广播里讲的不再是“国王陛下”和“议会决议”，而是合作社的组建、渔业的集体化、免费的学校。
法罗人在风暴和洋流中讨生活，在北大西洋的惊涛骇浪里学会了彼此依靠。
集体化对他们来说不是新鲜事，他们的祖先几百年来就是在集体捕鲸、集体分鱼中活下来的。
新政权的政策，只是在旧习惯上盖了一层红色的面纱。
法罗群岛的共产党组织在一九三五年底成立，党员不多，但每一个都是渔民中的骨干。
他们的港口开始停靠德国和苏联的科考船，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知道，从格陵兰到冰岛再到英国北部，哪一条航线最安全，哪一处海峡最窄，哪一片海域最适合潜艇隐蔽。
冰岛在一九一八年才成为主权国家，但与丹麦共戴一君。
一九三四年，冰岛共产党成立，次年在雷克雅未克的码头工人大罢工中获得声望。
冰岛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它蹲在北大西洋的正中央，谁控制了冰岛，谁就控制了从北美到欧洲的北大西洋航线。
格陵兰岛最安静，也最孤独。冰盖覆盖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几万人在西海岸的峡湾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这里安静不代表不重要。
格陵兰是北美大陆最近的前哨，从格陵兰西海岸到加拿大的巴芬岛，隔着一条窄窄的海峡。
夏天的时候，海峡里浮冰很少，船可以过。冬天的时候，冰封住了，但飞机可以从冰盖上飞过。
德国人的远程侦察机在格陵兰的冰盖上秘密起降，不是军用机场，是冰上跑道。在北极的极夜中，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机组人员在帐篷里喝着热咖啡，等着云层散开，等着侦察美国的东北海岸线。
在英国革命胜利之后，英国红军也接管了旧英国在北大西洋的遗产，包括那些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专门用来监测德国潜艇的气象设施。
现在这些设施不监测德国人了，用来监测美国人。
美国的舰队在大西洋上的一举一动，通过冰岛和格陵兰的气象站传回伦敦，传到柏林，传到莫斯科。
大西洋不再是美国人的后院了。它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院。
哥本哈根，港口。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傍晚。
一艘德国货轮正缓缓驶入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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