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十时。
北欧的春天来得慢，走得也慢。五月中旬了，哥本哈根的气温还不到十五度，海风从厄勒海峡灌进来，带着波罗的海深处未散的凉意。
但克里斯蒂安堡宫的会议室里是暖的，壁炉里的火从早晨就点上了，克朗茨正坐在长桌的一侧，面前是一杯丹麦啤酒。
他不喜欢啤酒，但入乡随俗。
这杯啤酒是丹麦共产党总书记托瓦尔·斯陶宁亲自倒的，
“克朗茨同志，远道而来，辛苦了。”
克朗茨摇了摇头，
“斯陶宁同志，古德里安同志已经到了底特律。第一批国际纵队的教官已经开始工作。
美共的同志们士气很高，但装备和训练还需要时间。时间是我们现在最缺的东西。
美国人在加紧备战，日本人在横滨集结，英国人在加拿大舔伤口。
他们不会等我们准备好了再动手。所以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该建的补给线建起来，把该运的物资运过去。”
斯陶宁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
“克朗茨同志，格陵兰、法罗群岛、冰岛——这些地方，现在是丹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
但它们的自治程度很高，有自己的人民委员会和地方政府。
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而是平等协商、共同发展。格陵兰人民对是否参与北大西洋的物资转运有着自己的看法，法罗群岛的渔民和冰岛的工人也都有自己的意愿。
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建立对美支援的窗口，技术上需要与当地人民政府进行商谈，尊重他们的选择。”
克朗茨的目光没有从斯陶宁脸上移开。
“斯陶宁同志，我不是来要求丹麦政府替我们做决定的。我是来与丹麦的同志们共同商议，如何在尊重格陵兰、法罗群岛和冰岛人民意愿的前提下，把这条生命线建起来。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不是旧时代的那种强加于人。”
斯陶宁的脸上流露出了一种被理解的释然。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那幅北欧地图前，伸出手，指了指格陵兰岛的西海岸。
“克朗茨同志，格陵兰的西海岸，从纳诺塔利克到图勒，有许多天然深水港。冬天会结冰，但南部港口在大部分时间是可以通航的。
从格陵兰南端到美国东北海岸，直线距离不到三千公里，比从英国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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