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莫斯科，雪还没有化尽。
红场边缘的积雪被日复一日的踩踏压成了一层灰白色的硬壳，在午后偏斜的阳光下泛着细碎的闪光，像是铺满了碎末。
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尖顶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霜，在北风的间歇里偶尔被吹落一小片，在阳光下旋转着落下去，在下坠的过程中化成了一滴看不见的水珠。
街面上的行人脚步比冬天快了一些，大衣的领子翻得不再那么高，有人在路过街角报摊的时候停下来买一份当天的《真理报》，报纸被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手冻红的指尖翻动时发出的脆响在冷空气中格外清晰。
苏联领导人最近很忙，几乎到了忙的脚不沾地的程度。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刚刚结束一趟对乌拉尔地区的考察回到莫斯科。
他在十二天内走了六个城市，看了三座新建的拖拉机制造厂和两个正在扩建的铁路枢纽，在车皮改装的移动办公室里批完了十七份文件，并且在每一站都与当地工厂的工人代表开过座谈会。
他的脸上带着那种长期在火车上过夜的人特有的、被持续震动和间断睡眠磨出来的浅淡眼袋，但目光仍然锋利。
回到莫斯科的当天下午他就进了办公室，桌面上堆着从四面八方发来的电报和报告，最上面的一份是关于远东方向物资运输的最新统计。
他花了四十分钟看完那一摞文件，然后用铅笔在最上面那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批注：
"煤炭装车效率还有提升空间，跟德国的运输协调部门再碰一次，把换轨站的周转时间压缩到十八小时以内。"
批注的笔迹跟他三十年前写理论文章时一样，快而准确。
托洛茨基本来就是那样的人——精力充沛到让周围所有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不是老了。
他曾经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量做到一天都不够用的程度，如今在国家经济和国际革命的双重压力下，他找到了新的节奏。
他从几年前就开始主动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能拆分给更年轻的干部去负责，让自己能腾出手来做更宏观的战略协调——欧洲贸易网络的对接、远东工业布局的优化、以及那条从莫斯科一直延伸到海参崴的"红色动脉"铁路线的升级改造。
他的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行程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未来三个月内计划要做的考察和会议：
四月上旬去基辅看一个新建的机械厂，四月下旬参加共产国际柏林会议，五月回来之后还要去一趟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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