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件上写的内容。"
韦格纳说，
"我" />
这个目标正在达到，但还没有完全覆盖所有地区。"
"这是文件上写的内容。"
韦格纳说，
"我想听你说说文件之外的东西。"
施图德沉默了片刻，然后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放在腹部。他说话的时候目光直视着韦格纳，语速比刚才慢了一些：
"文件之外的情况是——我接触过一些刚进厂的年轻人，他们跟我说的是，他们在考虑明年的休假去哪里。
不是'明年能不能找到活干'，是'去哪里'。这件事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人们考虑的是下个月的食物够不够吃，孩子能不能继续上学。
现在那些问题已经退到了更远的地方，不再是日常焦虑的核心了。
这就是文件之外的东西——生活本身在发生变化，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落在每一天的餐桌上和对话里。"
韦格纳没有立刻接话。
他伸手拿起那份《国民收入分配与基础薪资调整纲要（一九三七年修订版）》，翻到正文的第一页，目光落在一段文字上。
那段文字用简洁而准确的措辞描述了德国正在实行的收入分配原则：
"在一个以全体国民福祉为根本目标的国家里，任何一个人的劳动成果，都应该足以支持他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
薪资水平的调整不是经济指标的游戏，而是国家用以确认其每个成员价值的刻度。
刻度持续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一道刻度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让每一个国民都能安心地生活。"
他把那一段轻声读了出来，声音不大，读完之后他把文件合上，放在桌面上，手指在封面上停留了一会儿。
"一九一八年的时候，"
韦格纳说，目光落在了某处不具体的点上，
"柏林街头什么都没有。
人们排着队领面包，每个人手里捏着配给卡，卡上的字迹模糊得快要看不清了。
我们没有在那个时候承诺什么高远的规划——当时唯一能承诺的，就是'明天会有比今天多的东西'。"
他收回目光，看向施图德：
"现在我们把那个承诺兑现到今天这个程度了。
但文件上写的还不够——文件告诉我们到了多少，却没有告诉人们，接下来的刻度会往哪个方向继续延伸。
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正应该写进文件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