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惨白，雪已经停了，但地面上积了薄薄一层，地勤人员用扫帚和铁锹清出了一条通道，黑灰色的沥青在雪地里像一道长长的伤疤。
赫尔曼背着自己的伞包站在运输机旁边的队列里。
伞包有二十多斤重，压得肩膀往下沉，但他早已经习惯了。
他的右手拎着一支GeWehr 38短步枪，枪托上贴着一块白胶布，上面用铅笔写了他的编号——K-3704。
这个号码从入伍那天就跟着他，印在每一件装备上，印在入伍证上，也印在他左胸内侧的那块小铝牌上。
铝牌两面都刻了字，一面是编号，另一面是血型。
如果赫尔曼不幸阵亡，他的尸体被收回去的话，牌掰成两半，一半随遗体走，一半留在部队。
赫尔曼摸过那个铝牌——凉的，硬的，边缘似乎还有点毛刺——每次摸到它，他就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排在他前面的是埃弗朗克。
弗朗克正在检查自己的伞包绳，两根手指顺着拉索的走向捋了一遍，然后拍了拍伞包侧面的扣件，确认卡牢了。
他的枪挂在右肩上，枪托拿一块布包了一层，用细绳绑着，防止磕碰。
两人跟着队列登机。
机舱门矮，得弯腰才能进去。
里面的空间不大，两排折叠帆布座，沿着机舱壁排开，中间留一条窄过道。